html模版一個小鎮文學社的堅守(人民眼·紮根生活)


小鎮+青年+文學社=?

在“人人以文學為榮”的上世紀80年代,廣袤鄉村興起無數文學社。成立個文學社,似乎泥土就散發著芬芳,理想閃爍起光芒,腳踩大地的農村青年仰望星空,心中念著詩與遠方。

骨感的現實撞擊著豐滿的理想,且不說那些“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時”的鄉村文學社,即便是左沖右突留下來,經過時光浪潮的淘洗,還能活得有個樣子的,寥若晨星。

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上,有這晨星中的一顆——滴翠文學社。成立31年來,文學社歷經4任社長,會員200餘人,其中1人獲范長江新聞獎,11人加入重慶市作協;創作發表、出版文學作品5000餘件,其中長篇小說13部、中篇小說40餘部,80餘篇收入各種選本,有的登上《詩刊》《北京文學》《星星》《延河》等文學期刊。

基於此,青木關鎮被重慶市作協命名為“農民文學創作基地”。

這個距沙坪壩區政府33公裡,轄2個社區5個村,戶籍人口僅2.7萬,加上流動人口也就6萬多人的西部小鎮,緣何能挺立這樣一個文學社?

作傢是講故事的人,滴翠文學社的鄉土作傢也不例外。往常,他們追隨著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進程,大都在講別人的故事。陽春時節,我們邀請幾位當年的文學青年、如今的文學中老年,講述他們自己的堅守與困頓,講述他們用命運書寫的文學情緣和被文學書寫的人生命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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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,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”

他不習慣“城裡的空氣”,盡管在市區有單位分的房子,但始終住在幾十公裡外的青木關鎮上;他“大器晚成”,40歲時由鎮文化站長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社,11年後摘取范長江新聞獎,為重慶新聞界第一人;他堅持當“田坎記者”,謝絕報社提拔他當領導,一心一意跑“三農”,先後當選黨的十七大、十八大代表。

他就是羅成友,今年64歲,個子不高,腰桿挺直,雙目炯炯,雖已兩鬢染霜,仍奔走區縣農村采訪,署名“本報記者羅成友”的報道仍常見諸重慶日報,堪稱重慶最高齡的一線記者。盡管他已退休,一般情況下不能再署“本報記者”,重慶日報還是給瞭他這份殊榮。

羅成友還有一個身份:滴翠文學社第一任社長。從300多公裡外的雲陽縣采訪歸來的那個下午,他從上午的采訪者變成瞭采訪對象:

我是青木關鎮關口村人,“文革”期間上的初中,喜歡寫東西。有一次學校組織拉練,步行去紅巖村參觀,回來讓每個學生寫作文。結果語文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批:作文還是要自己寫,不能抄襲。那一刻,我既感到委屈,因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寫的,也感到驕傲,因為他的批評也可以“理解”為表揚。

由於傢庭成分不好,我就沒上高中,初中畢業回傢務農,在生產隊種喂豬的牛皮草。後來重慶罐頭廠要來青木關發展,需要蘑菇當原料,生產隊安排我去鎮上種蘑菇,當蘑菇技術員。

到瞭鎮上,有條件看到多種報刊。有空的時候我就寫點東西,兩年寫瞭40多篇。那時有的報刊不用會給你退稿,雖然一篇都沒發表,但退稿信接瞭一堆,搞得單位盡人皆知。這時,一個領導背後說:“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,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。”

說實話,屢投不中,我也打算洗手不幹瞭,但別的同事轉告我的這句話,深深刺痛瞭我。我暗下決心,一定要寫出個名堂來。當我寫到60多篇的時候,終於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評變成瞭鉛字,發在區電影公司主辦的四開小報上。

後來,我在溫室成功培育出香菇,這在重慶是最早的,興奮得搬起香菇就往鎮上的照相館跑,抱著香菇拍瞭照,將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給重慶日報。三天後,重慶日報在第二版圖文並茂刊出,這是我的第一篇新聞稿,從此一發不可收拾。

1984年,青木關要成立文化站,由於我發表瞭幾篇文學作品,也有一些新聞報道,小有名氣,領導就讓我當文化站長。當時的青木關屬於巴縣管,巴縣師范學校、巴縣四中等坐落在這兒,公教人員多,文化氛圍濃。往前追溯,青木關也有文化底蘊,遠的不說,抗戰時期,重慶是陪都,國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關辦公,中央國立音樂院在此辦學。

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很快波及我們這個小鎮。當時巴縣師范學校的語文教師郭永明、鳳凰小學的王新覺、青木關教辦的陳顯明、陶瓷廠工人李煉等人,都是文學的追求者。後來,郭永明、王新覺成為文學社的第二、第三任社長,陳顯明很高產,李煉則成瞭我在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的同事,這些都是後話瞭。

於我而言,1986年1月18日,是一個難忘的日子。青木關地區42名文學愛好者,包括10多名青年農民,聚集在文化站那間破舊的屋子裡,無記名投票,通過瞭文學社章程,選出瞭理事。由於我既是一位文學愛好者,又是文化站長,難以推辭地被推舉為首任社長。

這個文學社的傢可不好當:沒有一分錢的經費,沒有一塊刊登作品的陣地,更沒有專職的工作人員。於是,大傢商定:經費,每位會員每年交兩元會費,一年有80多元來買紙張辦刊物。靠著一塊刻蠟紙的鋼板,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機,文學社開張瞭,我們辦起瞭每月出一期的《滴翠報》,每季度出一期的《滴翠》文學雜志。雜志出瞭10年,報紙至今仍在出版,第四版是副刊。

給予這個文學“嬰兒”呵護的人太多太多,尤其讓人難以忘懷的是社會的關愛。為鼓勵文學社會員創作,青木關種花專業戶錢發科、餐飲個體戶周麗華、私營企業主茍正義,先後為文學社設立瞭“滴翠文學獎”和“滴翠新聞獎”。錢雖不多,總共幾百塊,但在清苦的日子裡,幾塊錢獎金也是莫大的激勵。

“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搞懂:錢發科文化程度不高,當時為什麼拿出錢來贊助文學社?”發此疑問的是青木關鎮黨委書記王泓維,這位70後幹部也是一位“文青”,初中時就寫過得滿分的作文——這篇作文的開頭是:“物質上,我知足常樂;精神上,我不知足常樂。”他轉戰過4個鄉鎮、街道,唯獨青木關有傢文學社。

當記者將王泓維的問題轉達給74歲的錢發科時,這位青木關的首個萬元戶,已對當年贊助文學社的動因記不太詳細,隻是說:他們宣傳好人好事不錯。

翻開羅成友的剪報,一篇發表在30年前《重慶工人報》上題為《小鎮上的文學獎》的文章,有王泓維要找的答案:

那是初冬的一個上午,也是在這間辦公室,老錢走進來,屁股還未落座就問道:“羅老師,聽說你們組織瞭一個滴翠文學社,是嗎?”

“是呀!”

“有哪些人參加呢?”

“都是我們這個小鎮上的工人、教師、幹部,還有農民,你也喜歡文學?”

“不,我文化低,與文學沒緣,我想瞭很久,想為你們設立一個文學獎,為繁榮文學創作出點力!”

眼前這位樸實、憨厚的農民,轉眼間就令我刮目相看瞭,我忙拉住他的手:“感謝你對我們這個小鎮文學社的支持……”

1991年,羅成友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。1993年,他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做記者至今,一直從事“三農”報道,“我能取得後來的成績,跟在文學社時養成的習慣分不開,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維,這樣寫的新聞報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讀性。 三農 新聞長在土地裡,我要為農民寫一輩子,直到跑不動為止。”

守望

“沒有分手時的那首詩,女朋友就成不瞭妻”

初中畢業,中斷寫作20多年,60多歲重新拿起筆,用時6年,出版4部長篇小說——如此勵志故事的主人公是滴翠文學社現任社長李承萍,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重慶青辰電器儀表有限公司董事長,眼下正忙著籌備自己的七十大壽。

李承萍是土生土長的青木關人。一次戰友會上,他即興寫瞭一首《工農兵之歌》,“戰友們覺得我能寫詩歌,何不寫一部自傳,他們的建議猶如醍醐灌頂,激起瞭我重新寫作的熱情。”

“童年時代度荒,學生時期回鄉,青春年華扛槍,中年方始經商”,李承萍以自己這4段人生經歷,創作出版瞭自傳體長篇小說《人生》。之後,李承萍寫上瞭“癮”,又陸續推出3部長篇,3年前成為滴翠文學社第四任社長。他的公司去年銷售額6000多萬元,是青木關鎮的規模企業,日常經營交給兒子打理,李承萍稱得上“既有錢又有閑”。當然,出版這幾本小說也花瞭一些銀子。“現在不少人當得瞭作傢出不瞭書。”他坦陳。

青木關鎮小學教師秦開勇是滴翠文學社的秘書長,也是文學社的壯勞力,負責編輯每個月的《滴翠報》。他父親當年在青木關供銷社工作,母親是農村戶口,自幼隨父母住青木關街上,初中畢業後考上巴縣師范學校,畢業後一直在小學任教,在小鎮過著小日子。

作為文學社“年輕的老會員”,44歲的秦開勇既是參與者,也是見證者:

我和第二任社長郭永明一樣,青木關生,青木關長,小學、初中、師范都是在青木關上的,對鄉土的熱愛不言而喻。從小就喜歡寫,初中時寫瞭首詩,在重慶市獲瞭一個獎,老師覺得孺子可教,便推薦我加入瞭滴翠文學社。

考上巴縣師范後,又在學校裡遇到郭永明老師,他既教語文,又是滴翠文學社的骨幹,發現瞭我的寫作特長。當時郭老師在校內還組織瞭新芽文學社。那時青春年少,寫作沖動很強烈,一天可以寫好幾首。讀師范期間,我個人就在新芽文學社出瞭3本油印詩集。

應該說,上世紀80年代是文學的黃金時代。當郭老師接任滴翠文學社社長後,為維持文學社的運轉付出瞭非同一般的辛勞。他當瞭12年社長,編瞭12年《滴翠報》,開始印1000份,後來增至兩三千份,從油印到黑白到套紅,最後發展到彩印。他常說“我把編報紙當作生命”,那時排版、校對都是手工操作,有時為瞭改一兩個字都得往返幾十裡路。他既編又校,還要取報送報,本就是八九百度的高度近視,這樣一來雙眼近乎失明。你們來采訪,他都要走到近前跟你們打招呼。

成立文學社不易,辦好文學社更難。滴翠文學社成立30周年的時候,第三任社長王新覺的一段話讓人深有同感:一個傢或興或衰實難料定,但隻要這個傢不倒不散,一傢人團結一致不離不棄,任何風雨艱難都不能阻擋。

“無論再難,都要再堅持一下,永遠不能放下手中的筆。”這是老一輩的文學社會員給我的教誨,我也始終是這麼做的。我師范畢業後被分到一個山區村小工作瞭5年,道路不通,從青木關走過去要一個多小時。在學校裡遇到一位女教師,她喜歡文學,我喜歡寫作,慢慢相知相愛瞭。

那時鄉村小學教師的待遇很低,山區村小的男教師更不受人待見。她的傢人堅決反對。快要分手時,我給她寫瞭一首詩,寫得纏綿悱惻,設身處地為彼此著想。她投給重慶廣播電臺的一個欄目,很快就播出瞭,那晚我們聽著聽著都哭瞭,從此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我們在一起。沒有分手時的那首詩,女朋友就成不瞭妻。

寫詩不僅能贏得芳心,還能富裕人的精神。在物質社會,因為有瞭文學,有瞭創作,內心是豐盈的、安靜的,這何嘗不是一種幸福?在平凡生活中走進文學這方天地,能夠讓人不那麼浮躁,不會太急功近利。

“我現在的創作量也不大,幾乎全憑興趣,一年有四五十篇,能發表20多篇就不錯瞭。”懵懂的學生時代,秦開勇寫作的主題帶有羅曼蒂克色彩,參加工作後,多瞭對個人前途的擔憂,如今則更關註現實生活中的人和事。

讓他這個文學社秘書長稍稍憂心的是:“老一輩正在老去,年輕的文友在哪裡?”

不屈

“專業作傢需要體驗生活,我們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”

張儒學是滴翠文學社“年輕的文友”。年齡上他是60後,30多年前就開始發表作品,詩作還上過《星星》,但他的“社齡”要短一些,2004年才入會。

出生於重慶大足區農傢的張儒學,高考落榜後成為“北漂”,在北京漂瞭兩年後折返傢鄉,在縣城《大足報》打工數年,後大病一場,覺得寫瞭10多年,一事無成,心灰意冷。2000年,他隨老婆到青木關鎮一傢汽摩配件企業渝鳳塗裝廠打工,決意和文學說再見。

在青木關6年,張儒學非但沒和文學分手,反而再續前緣:

來青木關打工就是以後不想再寫瞭,寫瞭這麼多年也沒什麼用,兩個孩子都在老傢上學,得好好掙錢養傢。那天在廠門口,我偶然看到一張《滴翠報》,看瞭看副刊,覺得還沒我寫得好,就想寫一篇。目的很單純,掙它20元稿費,買兩包煙抽。

當時身邊沒稿紙,我就撿瞭些廢紙。宿舍裡沒桌子,好在工廠裡到處都是工人喝剩的啤酒箱,撿來兩個,上面放張木板,我自己也坐在一個啤酒箱上。晚上6點下班開始寫,12點寫完,凌晨3點起來改,周末貼張郵票就寄瞭出去。

寫的就是你們手中散文集《照亮我人生的那盞燈》中的《采茶》一文,文中那句話,“我環顧四周,頭頂飄浮著藍天白雲,身旁縈繞著還未散盡的霧,再低頭一看,山下便是我們打工的小鎮,雖然看得見,但卻聽不見那繁雜撩人的喧囂聲瞭,自由自在地在另一片天地裡遊歷”,是當時心境的寫照。

投稿幾天後,接到《滴翠報》編輯的電話:“這篇散文寫得不錯,可見功力不一般。從稿子的質量上看,你至少在文學創作路上跋涉過10年。過幾天,我們滴翠文學社的文友們會登門拜訪。”

我心想:他真有眼力,從一篇小稿子上就能看出我的功底,肯定是內行。不過,也沒太把這事放在心上,說白瞭,我隻不過是一個外地來這鎮上的打工仔,他們可能隻是隨便說說而已。

沒想到的是,幾天之後的一個下午,已經退休的郭永明冒著40多度的高溫,滿頭大汗地來到我的宿舍:“我去廠裡找你,說你已經下班,為表示誠意,我登門拜訪,我們文學社請你吃頓飯。”

望著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濕透的郭老師,我心裡有種說不出的驚喜:我10多年來一直被廠裡的老板,一直被傢人,被周圍的許多人認為寫的是“沒用的東西”,終於被人承認,被人認為我這個幹活不如別人、隻會寫幾句的人,居然是“人才”。

王新覺、秦開勇等文友都在青木關那傢最好的酒店等著,要瞭好多菜,這是我來青木關打工的3年中,唯一一次被人宴請。從那以後,我與這幫文友經常深入到廠礦企業體驗生活,再也沒有“獨在異鄉為異客”的孤獨與迷惘。

有時沒錢打印稿子,王新覺說:你盡管去打,錢的事我們來;過年沒錢,郭永明給我送來600元;廠裡沒活幹瞭,郭老師帶我去他的朋友廠裡,硬讓他收下幹瞭兩個月……是滴翠文學社重新點燃瞭我寫作的欲望,也切切實實改變瞭我的命運。

我將在青木關寫的一些散文結集《漂泊情懷》出版,2006年,傢鄉大足區文廣新局領導看到後,把我調到局裡上班。後來我在大足買瞭房,當過幾年大足作協副主席,現任大足區文化委員會宣傳科長。美中不足的是沒有編制,仍是農村戶口。老婆每天都在大足城區擺攤賣煎餃,我每晚11點半去幫著收攤。我的下一部小說就準備寫農民進城,寫回不去的故鄉融不進的城。

專業作傢需要體驗生活,我們每天都在生活中本色出演,寫出來的都是有土壤有根的東西。文學創作就像種莊稼一樣,有沒有收獲都要種。夢想還是要有的,真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一天能獲重慶文學獎。

年歲漸長,和以前相比,心態也有瞭變化。以前恨不得讓全世界知道我是作傢,現在不想讓人知道自己還在寫作,甚至有時覺得寫作是件可恥的事情,因為我們的寫作在世人眼中不賺錢。寫,還是不寫,這始終是一個問題。我們大足區作協的會員,除瞭學生,40歲以下的已屈指可數。

如果說張儒學是滴翠文學社走出的“打工作傢”,陳顯明則是“官場作傢”。

陳顯明的妻子是青木關人。1982年,32歲的他來到青木關,先在回龍壩中學當老師,後調入青木關教辦,在滴翠文學社最早的一批會員中,陳顯明屬於高產型。

“寫而優則仕”,很快陳顯明被調入當時的巴縣縣委組織部,從事黨員電化教育,那期間接觸瞭大量的農村先進典型。3年後他給一位縣委副書記當秘書,旋即任縣委辦副主任,後又相繼擔任縣委政研室主任、巴南區房管局黨組書記兼副局長,“這期間接觸瞭大量官場方面的東西。”

在青木關5年,時間不長,但對陳顯明來說,這是他60多年生涯中,值得回頭看看的地方:

最近檢點我在青木關創作並發表的豆腐塊,不到30篇,大都是即景之作,偶有獲獎者,也是“將就”上去的。1987年底,我到巴縣縣城謀生,由於要端好飯碗,要伺候好頭兒,與青木關那夥做著文學夢的弟兄姐妹們聯系少瞭。盡管身不在青木關,但我仍將自己每年創作發表作品情況告訴他們,盡可能參加集體活動。我是在滴翠文學社關照下繼續做文學夢的,也是在《滴翠》支撐下堅持堆碼文字的。

雖然文學改變瞭我的人生軌跡,我也算比較高產,但從寫作技巧講,我認為自己還沒有領悟寫作的真諦,駕馭不瞭現代的創作技法。如果當年有機會到魯迅文學院學習,視野可能會更開闊。我選擇揚長避短,出生在農村,當過教師,做過基層幹部,深知生活的酸甜苦辣,熟悉百姓的歡樂憂傷。

紮根這塊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土地,從來都是我進行文學創作的第一要義。我要是不到房管局工作,沒參與拆遷的話,就寫不瞭長篇小說《大拆遷》。我要是當年沒接觸大量的農村先進典型人物,就寫不出長篇《農民代表》。胡編亂造的作品,也許能在小圈子裡炫耀,但無法讓社會大眾買賬。

如今,讓人揪心的是鄉土文學後繼乏人,投入不足。有的區縣一級作協,一年的活動經費隻有5萬元,40歲以下的作協會員,能夠在區縣一級刊物發表作品的,不足10人。如果文學創作解決不瞭油鹽醬醋茶,解決不瞭妻兒的吃飯穿衣,那就很難可持續。

根系

“尋夢而去,哪怕走崎嶇險徑”

“文學社並非一帆風順,中間有幾年活動不多,甚至有時就年底搞一次活動。”青木關鎮文化服務中心主任龔國忠坦言。當他將油印的《滴翠》推給老會員李煉看時,他立馬抓過手機來拍照,並且勇於“自黑”:“想不到我當年還寫過這麼 可恥 的打油詩。”

盡管已多年不用“浩陵”這個筆名,李煉還是一眼認出瞭自己30年前的舊作《立秋》:

他和她/打去年年底,就承包瞭隊裡的那二畝水塘/他在塘裡種下瞭荷藕,種下瞭希望,她在水中養上瞭魚兒,符上瞭牽掛……/立秋剛過/他種的荷,滿塘碧綠碧綠的,還有幾朵遲開的花在對著她笑呢/她養的魚呢?白粼粼的,在荷葉下快樂地正聽著他的耳語呢/他和她/他們的那片情呢/他們的那顆心呢/也隨著這豐汽車音響喇叭品牌收的日子,熟瞭,甜瞭……

“那時我是青木關陶瓷廠的一名青工,二十出頭,如今已生華發。”現在《重慶晨報》工作的李煉,思緒回到30多年前:

高中偏科,高考落榜後上瞭兩年技校,就到青木關陶瓷廠當工人,在那兒工作瞭6年。那既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,也是我人生的低谷——生活的不如意,工作的不順心,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卻隻能換來微薄的收入。前途無望,思想迷茫,伴著青春期無盡的惆悵與煩惱,沒事幹的時候,就拿寫作“撒氣”。

幸好,那是一個舒婷北島流行的年代,小鎮雖小,喜歡文學的人不少。我遇到瞭滴翠文學社,並有幸成為首批會員,找到瞭心靈安放之所。

現在回想起來,那時候對文學的追求就像打瞭雞血一樣。常常結束瞭一天的繁重勞動,步行五六公裡去找鄉村教師王新覺他們,覓個小店,一壺老酒,幾碟小菜,談詩論文,夜半而歸。鄧麗君翻唱的《星》中的那句歌詞——“星夜燦爛,伴我夜行給我影……尋夢而去,哪怕走崎嶇險徑”——用來形容那時的我們再貼切不過瞭。

正是對文學的孜孜以求,再加上當時廠裡有人認為我不務正業,我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,索性來瞭個不辭而別,在社會上晃蕩瞭6年,幹過業務員、推銷員、管理過工廠車間,但沒有丟下寫作。1995年,重慶日報社創辦《重慶晨報》,面向社會采取合同制招聘,不需要調動。我考進這傢單位工作至今,先做瞭3年的副刊編輯,後做文化記者。這些年,不論走到哪裡,都有滴翠文學社給我打下的底色,它讓我荒蕪的青春長出綠草,讓我的人生理想開花結果。


去年12月30日,青木關鎮舉辦滴翠文學社成立30周年座談會,我在會間往微信朋友圈發瞭一下,幾位朋友的回復讓人心生感慨。其中一位朋友寫道:真是一個理想主義飛揚的年代,大量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生在田間地頭勞作之餘筆耕不輟,把希望都凝聚在8分錢的郵票上。

正是在這場座談會上,重慶市作協黨組書記辛華提出資助滴翠文學社5萬元。沙坪壩區委也不甘落後,區委宣傳部長陶世祥當即表態:解囊10萬元,專項支持青木關文化建設。

更讓李煉高興的是,在這場座談會上,又有10名新會員加入,他們中間不僅有70後,還有80後、90後。

源頭有活水,清泉永滴翠。



(原標題:一個小鎮文學社的堅守(人民眼·紮根生活))



本文來源:人民網-人民日報

責任編輯:王曉易汽車喇叭品牌_NE00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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